列车在隧里呼啸着，噪音填满她的耳朵。她闭着睛，脑里不受控制地翻那些她以为早就忘掉的画面。

苏青禾闭上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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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爸走的那天，她不知。妈妈没有告诉她，大概是不知该怎么说。她放学回家，发现鞋柜旁边那双旧鞋不见了，茶几上放着一封信。信是写给妈妈的，她没看。她只看了一信封上的字迹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

那是苏青禾这辈唯一一次看见妈妈哭。

之后妈妈带着她搬了家，从西城搬到丰台，从三居室搬到一居室。搬家那天，一辆三车拉着两个编织袋和一台旧电视。胡同的老槐树落了一地叶，被风卷起来，打了几个旋。苏青禾抱着自己的书包坐在车斗里，回看了一那扇关上的门。她不知那扇门关上之后，她的人生就裂成了两半——前半段是完整而安稳的，后半段是破碎而拼了命往上爬的。

苏妈妈顿了一下，好像在斟酌措辞，最后说的却是一句很简单的话：“他老了。”

唯一一次，是苏青禾二那年。妈妈发了烧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额得吓人，手边连退烧药都没有。苏青禾放学回来发现了，跑到楼下药店，掏空了袋里所有的零钱买了一盒布洛芬。回到家，她把药和端到床前。她妈接过去，喝了一，忽然抬起看着她，睛红红的，说：“清和，妈妈对不起你。”

她没有哭。她坐在床边，握着妈妈的手，说：“等我考上大学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等爸爸再回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他瘦了很多，鬓角白了一半，看人的神变了——从前那双睛是温和的、带着笑意的，后来那双睛变得很沉，像一枯井，看不见底。他在家待了不到两个月。那两个月里，妈妈每天饭端到他面前，他吃得很少。有时候苏青禾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经过主卧门，能听见里面低低的说话声。她听不清内容，只知妈妈的语调是温和的，爸爸的是沉默的。

但那句话她自己也不太信。上大学要钱，她们家没有。转学之后的新学校，教学质量比北师大附中差了一大截。她唯一能的就是拼命——把所有的力放课本里，不朋友，不参加课外活动，不谈恋。同班的女生在讨论哪个明星好看的时候，她在算数学题。班主任有一次把她叫到办公室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苏青禾，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？”她说没有，鞠了一躬，转去。

从那以后，她爸的名字在她们家成了一个不能被提起的词。

十五岁的夏天。爸爸在书房里接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她路过的时候只听见几个词——“账上”、“转移”、“别说去”。她没多想。她那时候什么都不懂。她只知爸爸是当官的，妈妈是中学老师，家里住在西城一单位分的三居室里，日平淡而殷实。

再后来，她才知那意味着什么。

她不需要同情。同情改变不了任何事。

“清和，”苏妈妈的声音变得格外柔和，那带着请求的语气让她心里一，“你有空的话，也去看看他。他——”

后来有一天，两个穿灰夹克的男人来家里。他们坐在客厅里，和爸爸谈了很长时间的话。妈妈把她关在卧室里，说大人的事小孩不要。她从门里往外看，看见爸爸坐在沙发上，背得很直，茶几上的茶杯一没动。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，有一个还在冒烟。

妈妈那几年老得特别快。从中学教师到超市收银员，早上七门晚上九回家，站一天得脱不下鞋。周末还去给人家教，一个小时二十块，骑着自行车在丰台的街巷里穿行。但她从来没在苏青禾面前抱怨过一句。

的灯光一一掠过，她开始在心里一件她很少的事——数年份。十三年。她离开北京那年十五岁，现在二十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