堡，仍旧裹在战争最后一场冬气里。

到处都湿漉漉的，有轨电车驶过时，铁轨上腾起一阵乳白色的雾。街上跑着美军的吉普和苏联的GAZ巡逻车，城市里大半仍是废墟，到处都在重建，锤子声从早丁玲咣当响到晚，不知疲倦。

路上行人寥寥，当地人贴着墙根走，盟军军人则三五成群，手里夹着香烟，用英语、法语和俄语高声谈笑。

整座城市最热闹的是法庭，律师、翻译和观察员夹着公文包，在司法宫的石阶上上下下，每天都有各国记者扛着相机小跑，

俞琬抱着弗雷迪走下电车，裹着粉色羊毛围巾，只露出一双黑眼睛。

四个月大的弗雷迪已经会叫“mama”了，他刚睡醒，蓝眼睛睁得圆圆的，望着远处的推土机，小腿一下一下蹬着，只觉得到处都是新鲜的。

她前天就到了，除了叔叔婶婶，约翰他们也跟来了，都住在法庭附近的费拉德酒店里。

维尔纳从早到晚嘴里没停，说这地方让他又回到了波兹南，连空气里都是水泥灰和旧火药混在一起的味道。

俞琬轻声应着。战争的确从波兹南追来了，终停在这条通往法院的路上，可这次，她不再想逃，而是去接一个人。

那家叫“黑格尔”的咖啡馆座落在老城边，电台放着美国爵士乐，萨克斯风吹得又软又媚，带着一丝不合时宜的暧昧。

这种音乐在纳粹时期被贴上“堕落”的标签，此刻却从每个盟军士兵的咖啡杯旁流出来，像是一种比坦克更彻底的规训。

俞琬到时，律师弗兰克已经坐在里面了。

他是温叔叔通过老朋友找的，柏林大学法学院博士，战前在莱比锡执业，做过魏玛时期的政治案辩护，后来又在日内瓦担任国际法顾问。他头发花白，领带结却打得极工整。

“夫人，我必须坦白，情况有好有坏。”

弗兰克目光扫过摇篮里睡得吐泡泡的小家伙，又定在这个东方女人身上。

“好消息是，冯·克莱恩先生并没有被列入主要战犯名单。盟军内部对于如何处置他…分歧很大，因此没有将他送上被告席。”

他端起黑咖啡抿了一口。“他现在的身份是‘被调查对象’，后天，将在一场特别听证中接受质询，请注意，这并非审判，但结果将决定他是否会被起诉、继续关押，或者…转交给瑞士方面。”

俞琬轻轻点头，她其实一早就知道了。

过去几个月里，唐叔叔他们，把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从盟军内部“磨”了出来。

入冬以来，莫斯科反覆要求克莱恩以战犯身份被起诉。可也陆陆续续有英美的高级将领要求释放他，让他以非正式顾问身份，参与某些“战后欧洲安全事务”。

就连巴顿和蒙哥马利都写了简短意见，递交到法庭。各方角力之下，苏联不得不后退一步。而这个听证会即将决定——他到底能不能回家。

“那么…坏消息呢？”她问。

律师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眼角，将一厚沓文件摊开，“苏联人最近….找到了1941年白俄罗斯清剿行动的档案副本，上面有克莱恩的签名。”

女孩低头看去，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俄文，纸页泛黄，打字机的“i”大多模糊不清。

“他怎么说的？”她听见自己问。

弗兰克取出一张备忘录，看了眼，模仿着克莱恩硬邦邦的普鲁士语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