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争没有跟来，可里还装着战争的回声。

又仿佛世界尽，早有人铺好了一条路，只为让兔安安全全走过去，让一只狐狸远远送她一程。还有一只狮，终有一日会从后面赶上来，与兔同行。

他喜在午后和夜里翻，像在羊里一很要的。女孩常常在半夜醒来，发现手不知何时又搭在了小腹上。

世界就这样忽然安静下来，安静得让人不太习惯。没有空袭警报，没有胎碾过碎砖的响动，只有傍晚六整，从教堂飘过来的晚钟，一声又一声。

如今他们散在城里，各自谋生。

院门外有条小径，走五分钟，就是温叔叔他们的那栋宅。

以前在柏林读书时，总觉得瑞士的湖光山只是明信片上的风景，现在，自己就坐在这风景里。

纽曼在船坞修理工，两个在火车站搬货。霍伊尔在一家钟表行给旧表上油，听说手艺不错。老板只知他是个从德国跑来的退伍兵，活仔细，像要把每一只表都修得回到战前。

此刻，他也许还在某片林里，也许正从一辆坦克里走来，也许正被谁搜，也许正仰看着和她同样的云。

赫尔曼·冯·克莱恩

她住的卧室朝湖，早晨一睁就是那片湛蓝。楼下是厨房和会客室，再过去，是约翰的房间，窗正对院门。

这栋黄小楼位于湖滨大尽，白漆木百叶窗，墙上爬着紫藤，期未至最盛。

温夫人更是变着样给她煮汤汤，酒酿圆、排骨汤、莲藕汤…有次，还端来一锅炖了半天的南瓜汤。

敢信，可信了。

纽曼他们境时费了不少周折，最后是温叔叔托了关系，把这群人报成“战时受雇于日内瓦运输行的技术人员”。

她后来才知，约翰已经在这条街上的车行找到了一份修理活，报酬不多，但老板喜他不说话、手又稳。

俞琬总在旁边浅浅笑着，静静听着，后来她对约翰说，觉得自己像个重新被大人捡回家的小孩。

楼下的约翰像一块沉默的石。他每天清晨六起床，雷打不动绕着房巡逻一圈，又去后院检查一番。然后开始鞋，门锁，窗台，一切能的东西。

双手似乎一刻也不能空闲，仿佛不握着什么，他就没法确认自己还活着。

前这扇窗，是温叔叔亲自来看过的，说要能看到湖，要朝南能见光。她当时觉得不用这么大，叔叔说：“你能看见和山，心就定得下来。”

只是现在，狮还在很很远的黑暗里，而他刚刚知，兔已经安然过了桥。

俞琬的肚也一天一天明显起来。

他们不常来，只在傍晚时分，站在小楼对面的梧桐树下，静静烟，看一二楼亮灯的窗再走。

每天早晨起来，她得先把腰轻轻撑一下，再慢慢坐起。四个月半，弗雷迪已经不再是一粒黄豆了。

“夫人。”约翰再次开，声音沉了些，“温先生已经在那边等，检查通开始排队了。”

他想在日内瓦待下去，等指挥官回来。

这是她抵达瑞士后，第一个可以整夜不惊醒的住所。

叔叔家请了两位厨，一个杭州来的中餐，一个黎来的西餐。他们每天便被叫去那边吃晚饭。

俞琬第一次喝她的铃薯汤时，泪忽然就掉了下来。

医生说这是母亲的本能。可她想，也许是她太想那个人了，手便总想护住他们之间仅剩的、这团会动的东西。

日内瓦湖在六月的光里亮得不真实，面浮着一层细细的金。湖对岸，是科佩的尖教堂和一排灰蓝屋，再远些，是蒙特勒方向泛着雪光的山影。

俞琬站在二楼窗前，手里的杯还是温的，是婶婶一早送来的，说瑞士的吃的草净，也香。

其实汤并不，只是突然想起以前在波兹南，罗纳德也老把汤烧咸，总大着嗓门喊：“咸了好，咸了不容易饿。”

她想，只要还在一片天空下面，就不算真的分开。

克拉拉吓坏了，女孩忙拭着睛，说太了。

她到日内瓦次日，就在红十字会注册了克莱恩的名字。

她，拉了披肩盖住半张脸，慢慢朝检查站走，步很轻，踩在落叶上咔咔，像一只跌跌撞撞的兔，终于从一片烧焦的森林里匆匆忙忙逃来，跑到河对岸绿油油的草地上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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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喜这个婶婶。每当她来，小楼里就闹几分，会有人说“这窗帘要换了”“湖边气重，地毯不要铺得太实”。

婶婶请来的保姆叫克拉拉，五十多岁的卢恩人，活利落，只是的汤偏咸，每次端上来都张地搓围裙。

小家伙渐渐起了夏天的连衣裙，她走路开始有慢，一只手不自觉扶腰，另一只手总像要牵着什么。

有天傍晚，俞琬看见他蹲在院里修旧自行车，链条和齿在手里乖顺得像新兵。她端给他一杯柠檬，他接过时腰背得笔直，像还在师堂里接命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