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罗西。”他接起电话时，嘴里还着半块面包。

“不是我，”埃内斯托轻笑一声，那笑声经过电传导，听起来像猫从沙发上下，轻巧又漫不经心，“是我那个不懂事的伙计，尼诺，他两个兄弟现在都躺在医院里急救，他挨了打咽不下气，自己跑去找你们的巡逻队了，我已经骂过他们了。”

罗西把鼓足了气咽下面包，了凉掉的咖啡。

罗西沉默着，钢笔在记事簿上无意识画了个圈，又在圈里画了一个叉。

而现在，看着对面这个金发德国人，罗西预今晚的不情愿清单还要继续加长。

“那就看你怎么说啦，弗朗切斯卡，你当了二十七年警察，劝架总比我擅长。”

“既然已经立案了，”埃内斯托的声音继续飘过来，仿佛歌剧里的咏叹调，唱着他自己也不太信的故事，“那就公事公办，把人请到警局，个笔录，然后.我想邀请冯·克莱恩先生和俞小明晚来庄园共晚餐，权当赔罪，麻烦你转达下。”

“弗朗切斯科，”埃内斯托在电话里直呼其名，“只是一小误会，我跟一个德国朋友。他不小心打伤了我三个伙计….年轻人嘛，大家都血气方刚，我理解的，不用告诉我父亲，你知的，他最近在罗忙墨索里尼先生的国事访问，很辛苦。”

电话挂断了。

“您…是来报警的？”他问。

近三十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他，能让两个男人大打手的，无非要么是尊严，要么是女人，而女人往往又和尊严直接正相关。这是在那不勒斯巷里被验证过无数

思绪飘转间，警长想起临关门前，瞥见那东方女孩坐在等候区角落的木椅上。

贝罗尼家的小儿，埃内斯托。全意大利各大警局无人不晓这个名字，从打架斗殴，到喝醉酒开着那辆阿尔法·罗密欧开市中心的许愿池，这位伯爵少爷的光辉事迹，在档案柜里占了不算厚也不算薄的一沓。

罗西又画了一个叉，还添了个撇嘴的小人。

对方虽未直说，但意图在明白不过，他要以“不懂事手下”名义报案，自己则扮演一个劝架未果的面人。

发松松扎着，碎发落在耳侧，两只手规规矩矩放在膝上，像一尊釉面还没透的瓷娃娃，被警局的白炽灯照得随时都能碎掉。

金发男人坐在审讯椅上，姿态却不像被审讯的人，他袖挽到小臂，手上包着白纱布，那个罗纨绔公打电话时，可半个字没提“袭击者”也受了伤。

听筒那的声音，险些让他被那块面包噎得窒息亡。

你把她养得很好，让她相信这个世界是讲理的，却在某个夜，不得不把她带到警察局。她什么都没有错，却要坐在这里，只因两个男人为她大打手。

“贝罗尼先生….您确定那位德国先生愿意接受邀请？”

那声音他认得，年轻慵懒，带着罗上社会的腔调，说话时每一个词都像在品一杯年份不错的波尔多。

罗西对着听筒骂了句地的那不勒斯脏话，难听到连旁边的年轻警员都侧目而视。他穿上外，叫上巡逻队前往酒店——这是他今晚第三件不情愿的事。

但这位公哥儿从没真被起诉过，因为每次卷宗攒到差不多可以起诉的程度，就会有一个罗音的电话打来，比如此刻。

他没有女儿，但那一瞬间，忽然理解了有女儿的父亲为什么总看起来很张。

不要拐去酒铺买半瓶蒙特普尔恰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