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参观乌菲兹美术馆，下午与佛罗伦萨市长会谈，晚上歌剧院的晚宴。18日，上午访问佛罗伦萨大学，下午视察当地党卫军驻训基地，晚上返回罗马。19日，罗马，与意大利外交部会谈。返回柏林。

他想起同僚那句提醒；“和中国人走得太近未必是好事”，想起帝国日渐明朗的远东战略。

她那么小，却要被迫塞进这些成年人都觉得沉重的现实。她不该被这样，被扔进政治的冰水里。

这念头无比清晰。

克莱恩站在窗前，看着晨光一寸寸爬上佛罗伦萨的屋顶。

男人想起第一次见她时的情景来。官邸走廊里，那个白色身影蜷在走廊尽头，像一株刚从暖房移植过来的栀子花，纤细青涩，还带着移栽时不可避免的怯生生。

克莱恩闭上眼，他能想象出她现在的样子，蜷在被子里，咬着被角，一声不响地掉眼泪，就像她刚来时想家的那些夜晚一样。

她不知道，这种隐忍到极致的哭，比放声大哭更让人心疼——至少对他而言是这样。

他无法忍受她难过的时候自己不在她身边。

酒店侍者轻轻敲门，送来了当天的《柏林晨报》。男人随手翻开国际版，一则短讯瞬时间攫住了他的目光：“柏林中国大使馆将于2月18日举办大型新春招待会......”按照原定行程，他那时还应该在佛罗伦萨。

下一秒，他已经拿起电话，接通了秘书处。那头迟疑的声音传来：“中尉，全国领袖明天的行程……”

“是的，非常紧急。”他的声音斩钉截铁。“我会向全国领袖当面解释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他开始下意识地收拾行李。去他的外交礼仪，去他的一切必须和应该，他必须回去确认，她还没有被那些该死的“现实”彻底冻僵。

哪怕只是看她一眼，对她说一句“新年快乐”。

收拾到一半，男人停住了。

他在做什么？这个突如其来的自问让房间里的空气骤然凝固。

抛下重要公务，像个为爱情冲昏头脑的毛头小子，不顾一切连夜赶回柏林？冯克莱恩家的继承人不会这样做，党卫军军官不该这样做，一个二十五岁的成熟男人更不该这样。

但这一次，他没有让理智的声音占据上风。

闭上眼睛，记忆中的画面如潮水涌来：舞会上，她穿着淡粉色裙子旋转，裙摆像春日绽放的花瓣；圣诞夜，她仰头望着树顶的伯利恒之星，侧脸在壁炉火光中宛如古典油画。

他想起舞会结束回去的路上，她小声说：“谢谢您今晚陪我。”声音软得像一团棉花，落进他胸口，从此再也没出来。

无论她选什么，他都要在那里。不是作为党卫军军官，不是作为冯克莱恩家的继承人，不是作为任何头衔的承载者。只是他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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翌日清晨，阿诺河上漂浮着薄雾，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渐渐显形。

克莱恩面前摊着一叠信纸。信纸上写满了凌厉的德文，是他的笔迹，却又不像他的笔迹，每一划都太急，急得失去了军人应有的克制。